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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怪人

悦看 作者:周冲 1889浏览

至10月4日,我刚好在路上走了整整3个月。那时我已经离开体制,独自一人,背着巨大的行囊,穿越新疆、内蒙、陕西、贵州、云南等七八个省,最终在大理停下来,日日读书,记录往事和梦。生活很清苦,但因为能最大限度地免于受辱,戾气渐消,逐渐平静从容,加上能全神贯注地写作,反觉富足。

正值国庆长假,有朋友来云南,我们逛完大理,然后去丽江。这是一个意义被赋予过多的古城,多到丽江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名,而是一个被固化了外延与内涵的形容词——文艺、逍遥、悬念迭出。

“想艳遇吗?去丽江吧!”
“想晒太阳吗?去丽江吧!”
“想听民谣吗?去丽江吧!”
“想身心俱解马放南山吗?去丽江吧!”
……

仿佛丽江的每个角落都潜伏着一大撮饥渴的文艺中青年,等你一踏入古城的门槛,就抱着吉他,一波接一波地冲过来,冲着你坚定不移地唱情歌,再接着,鲜花美酒小桥流水诗歌民谣甜言蜜语轮番上阵,直到你被那花样百出的爱情弄得浑身发软,晕乎乎又爽歪歪地与之通宵狂欢。甚至有人还认为,在丽江,哪怕就一个三寸丁谷树皮,也会有美女横空出世,前来搭讪并献身。

然而真实的丽江真是如此吗?当然不是。

古檐之畔,柳荫之侧,鲜花美酒小桥流水诗歌民谣甜言蜜语当然是有的,可惜都是沽价待售的商品。盛装的纳西族少女站在酒吧门口,扶着褚色的木门,捏着一朵花,看起来又文艺又风骚,不过你可别多想,那是活广告罢了。走在路上,民谣此起彼伏,刚听了一句许巍,又来了半耳朵的朴树,刚惊艳了一下周云蓬,万晓利又迎面扑过来了,你觉得很古城,很流浪,很梦想,但,你还是不要想太多,因为哥几个只是在招呼你进去买东西。后来你想妥帖地坐下来,在半池阳光、一院清风里,翻一翻闲书,想一想心事,可惜这样的享受,同样需要真金白银的兑换。

丽江之行结束时,我们的旅伴里有一个人,蜷在离开丽江的大巴上,失魂落魄地说:“骗人,全是卖东西的,还说是艳遇之都!”

大家笑嘻嘻地安慰着他,正经点儿说,你不够勇敢;不正经的说,如果你有钱,想艳遇也不是难事。

我却在想着,丽江没有骗人。虽然我没有赶上它遗世独立的好时光,但因为有大冰的小屋,有那个民谣流淌的夜晚,有那些年轻的怪人们,它所有的浮华都可以得到原谅。

早在去丽江之前,我已经听过大冰在一席的演讲,知道他是一个活得特别不实在的人,他曾经不带任何行李,靠卖唱走到了珠峰脚下;在拉萨,他用500块钱与人合开了一个酒吧,取名浮游,招待浪子、诗人、游侠和民谣歌手;他曾经身无分文,在阳朔一个堆满杂物的阁楼借宿,与之相伴的,是遍地蟑螂和满室霉灰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这位仁兄还是一个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酒吧掌柜,在拉萨、成都以及丽江,他都开过酒吧,因为太侠义,纷纷倒闭,只剩下大冰的小屋,还在努力维系着,但依然不知悔改,继续收容叛逆、多情和才华横溢的怪人们。

我们像朝觐一下前去拜访这个盛名在外的酒吧,但出乎意料的是,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,手机开了导航,也问了许多人,仍不得。

忽然琳琅说:“咦,这里有个大冰的小屋,是不是这个?”

只是一个小地下室,阴暗逼仄,隐约有霉味。从仅容两人并行的窄门进去,是一个不过十来平米的方形小空间,没有吧台,没有舞池,简单得如同敷衍。屋子里环着一圈水泥台,铺着棉布蒲团,蒲团上绣着些大来大去的图案,瘪塌塌的,算作是给客人的座位。歌手亦没有特殊座位,只有削尖了屁股跻身于客人中央。

好在有书。

墙上安有壁柜,放着萨特、卡尔维诺、王小波等,也有许多宗教类书籍,大概千余册,挤挤捱捱放了两大排,旁边是一个小小的相片墙,定格着他的传奇,一张张看过去,就遇见了他的这句话:人生本无定数,回首已是天涯。

雨天的丽江,白昼也像是黄昏,黄昏则如同黑夜。路灯次第亮起来了,雨雾中的灯光像是倒扣的菊花,一朵一朵地撩着过路的闲人。

时候仍早,除了我们,只有两个年轻人,坐在那里聊着什么。我们也加入了谈话,就这样,我认识了一个叫小泽的潇洒至极的公务员,和一个唱民谣的年轻歌手。小泽是从鬼门关逃回来的人,因为车祸,他身上缝了三百多针,在病床上躺了半年才痊愈,那一次濒死体验让他明白了许多,原本很重的东西,忽然变得很轻;而原本可有可无的东西,则变得至关重要。他终于辞了公职,决然出走,在丽江的一处小院子里住下来,每日饮茶、听歌、晒太阳。他说自己正在写诗,为自己和往事。

“大家都说公务员待遇好,你为什么要辞职?”我问他。
“为了做自己!”
“那么,怎么生活呢?”
“有一个小店可以支撑,钱很少,但只要饿不死,我就写下去!”

那个歌手年纪虽小,却透着一股民国学者风,遇到他认为有争议意义的话题,会慢条斯理地和你辩论下去,但如果是可有可无的异议,就说,“你说是就是吧!”他大学毕业不久,习佛,在贵州山区支了一年教,后来靠搭车、单车以及徒步等方式走遍了中国,但不写书,也不记博客和日记。他没有出名的欲望,“我在做着我喜欢做的事情,觉得自在,知足。为什么非要让别人知道呢?出了名,就会被强加意义,被过度解读。我们因为逃避世俗生活的绑架而漂泊,难道又要陷入另一种绑架之中?”

他现在在2046客栈唱歌。
我们叫他墨水。
小泽看着他,近乎宠溺地说:“墨水是一个好孩子!”
“也不见得吧。假如好是指与人为善,那墨水应该是个好孩子;但如果好是指循规蹈矩,为了符合他人的期待而委屈求全,那么,墨水肯定不是好人了。”
我向来不用好坏作标准来判断他人,如是反驳小泽。墨水连连点头,说大多数在丽江停下来的人,都是这样好坏不分地悬浮着。

大冰还没有来的时候,墨水抱着吉他为我们唱歌,“你喜欢赵雷,那我唱一个《南方姑娘》吧!”

南方姑娘,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
南方姑娘,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
日子过的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
她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
……

墨水的歌声很软,又有点灰蒙蒙的凉意,与初秋的天色相得益彰。
“墨水,以后你会怎样呢?”
“好好生活,好好唱歌。至于造化怎样,那是命运的事情。”

后来,人渐渐多起来,天南地北的文艺青年们,穿着或素或艳的服装,带着各自的讳莫如深的故事,安静地聚在这里,翻着书,轻轻地聊着什么,说凯鲁亚克,说林达,说崔健,说《蓝色天鹅绒》,说民谣,说大冰以及他的浮游吧。话题被提纯了一般,与升迁、赚钱、买房、结婚生娃等事务均无关系,它们是如此的不沾烟火,好像这里生活着另一种文化族群,另一类根系的生命。

我想起我来时的生活,那是一个热闹而平庸的小县城,在那里,梦想和情怀是羞于启齿的东西,当你在饭桌上不慎说起这些,幸运的,可能遭至嘘声一片,不幸的话,就会被当成笑料广为传播。慢慢地,你学会了削足适覆,邯郸学步,学会了按他人的期待来修剪自己,一件一件丢弃那些至为重要的东西。但此时,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一一复活过来,不计前嫌地生长在十月的雨夜里,莽莽榛榛,生机勃勃。

大概八点多的时候,大冰来了,他戴着棒球帽,穿着球鞋和松垮垮的深色运动衣。不戴帽子的地方,头皮是光的,不知道换了个什么另类的发型。进门后,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了鞋,往蒲团上盘腿一坐,拿过一本书,说:“时间还早,大家都看看书吧。”

有人问他:“大冰,理发了?印象中你不是这发型啊。”
“哎,我不是为你的印象而活的!”
这句话冷硬得不近人情,特别不把人当回事的。但剥掉它呛人的语气,其中的生活态度,却是我特别欣赏的。在这个媚术横行、谎言遍地的世界里,为什么就不能容许一个人只忠诚于自己,自私些活着呢?

门口不时有人探进半颗身子,以及窃窃的交谈,“大冰在吗?”“大冰来了吗?”“咦,这不是大冰吗?”
那个被反复提及的主人公将头埋在书里,事不关己似的。
后来,他拿过一把吉他开始唱歌,没有任何铺垫,就吟咏起来。那是一只佛乐,唱得低回神秘。我忽然想,他应该是有信仰的吧?这种信仰也许关于宗教,也许无关宗教,只是一种方式,使之融入永恒和安宁。
果然是有的。
那时,老三已经来了,一边嚷着“对不起,小仙来迟”,一边从台阶上坐满的人群中挤到留给他的位置上去,也脱了鞋,盘腿坐着,然后吃茶叶蛋,打着哈哈,把大家买CD的钱举到眼前仔细辩认真假,又交代大家不要弄坏了他的手机,“很贵的,好几千块呢!”又说,“为了我们这个奄奄一息的酒吧,大家多喝点酒啊,有钱的多喝点,没钱的少喝点,为我们的房租努点力!”
“可以逃单!”大冰说。
不知怎么,我们说到人生,老三说:“所有身外之物皆是虚幻,都不会真正属于自己。”
我问:“如你所说,房子不是我的,恋人不是我的,都不该执着。那么,我要追求什么?”
“因果!”
“因果?”停了停,我说:“可是也有人质疑因果这种提法,认为修行带有目的,为着今生或来世的回报,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,其实都是一种交易。”
这时,一本书从大冰手上向我飞了过来。我下意识地接住了,凑近一看,是一本薄薄的册子,用佛教的观点来解读人生终极问题。
“大冰,你有信仰吗?”
“当然。我是禅宗临济弟子。”

我再一次打量大冰的小屋。对面的几排啤酒饮料之间,挂着三幅唐卡,昏迷的光线里不辨具体,只能察觉到几许端庄的光辉。我从前独行青海、新疆与内蒙的时候,多次见过唐卡,知道是圣物,诸神立在黄光中央,正大辉煌,连忿怒也是明晃晃的,具化信徒们最为圣洁的信念。

老三是墨水深为推崇的人,他会呼麦,声音、技巧与音乐都堪称上乘。他是来自甘肃的羌人,留着长发,用一个黑发箍将前额的头发尽数捋到后脑,露出一张四四方方的脸,名片似的,昭示着什么。他年少时背着冬不拉,从遥远的苏兰草原出发,一直往前走,从村庄到了镇子,从镇子到了城市,从城市到了远方,后来,他走了40多个国家。

“多少年我走在路上歌唱,从黑夜开始又到黑夜结束,从帕米尔高原到雅鲁藏布江,从呼伦贝尔草原到阿斯塔纳。爱上陌生的姑娘,留恋陌生的云朵,在虚伪和欺骗里寻找真诚,在微笑的阴谋中寻找生活的咒语……”当我关注老三的微博,并且看到这段话的时候,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。然而,它迅速照亮了那个已逝的夜晚,成为一种注脚,或者一种呼应。

茶叶蛋吃完以后,他拔响冬不拉,开始弹唱。他的顽劣与嘻皮一扫而光,声音如软剑,穿透每一个人的耳膜,在心脏与脑海之中窜动,恣意横行。他的声音还有一种神奇的远意,分明近在咫尺,又恍若盘旋在生命与世界的原初,我们耳闻的,只是顽强地从时间中传来的回声。

当故乡的河水再不能打湿我的双脚
当祖辈的天空上异族的火把肆意的照耀
我知道故乡沦陷了
当少年的姑娘一个一个远走高飞
当古老的草场听不到悠扬的牧歌
我知道生活沦陷了
当梦中的苹果树花儿又开放
我知道一切也只能随风而去了
……

我听到那歌声里深流的悲悯,听到喧哗背后喑哑的叹息,听到他对科技吞并原始、理性干涉本能的思索,听到母亲、原乡和如风往昔,用萨满鼓的曲调,召唤着一个浪子归去:

神秘的萨满鼓,让我的灵魂回归故乡。
在你神秘的边缘,让我放声歌唱。
让我在祖先的土地和祖先的灵魂,将生命交融。
归来吧,流浪者,在故乡的土地上,放声歌唱
归来吧,流浪者,在故乡的灵魂中,寻找生活的咒语
……

他说,在他的家乡,那个遥远的苏兰草原的中央,每当一个孩子生病,会有一个老人为他盖上毯子,然后摇着铜铃,跳着萨满舞,嘴里念着咒语,为他疗救。一场大汗过去,孩子就会醒来。而如今,科技以势不可挡的势头进入时代,我们的生活变得便捷,但是,心灵却反向行走,越发机械、复杂和数据化,就在这个过程中,原本可以带领我们抵达幸福的简单咒语,被我们一句接一句地忽略。

冬不拉的尾音收起的时候,老三举起啤酒瓶,大声说:“来,敬我们!敬我们这些玩世不恭的杂种,敬我们不切实际的音乐和诗歌,敬我们至死都发育不全的心灵,敬我们的怪异,敬我们的一无所有和无所不有,敬我们的无情无义和重情重义。”

墨水、小泽以及许多男人一仰脖,干尽了瓶中酒,我虽然不会喝,也狠狠地倒了一大口进去,呛得连连咳嗽。生平第一次听到有人理直气壮地,不把实用主义奉为圭臬,在这个力求多快好省的世界里反其道而行之,用笨拙的、不现实的、代价最大的方式来生存,真是又惊异,又感动莫名。

时间很快就到了十点。大冰忽然轻轻说:“隔壁阿武的故事是新开的,很热闹,歌不错,那里更好,你们可以带着我们的酒,去他们酒吧坐坐。”
我知道他嫌人多,噗地一声笑出来,说:“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往外撵客的老板。”
“我已经走到这样近乎天涯海角的地方,开一个这样的酒吧,就像自己的一个小客厅,能不能只招待自己喜欢的人?!”

然而撵客还不是最让我惊讶的。一个女生从书架上拿下三本《他们最幸福》,请他签名,他说:“买一本就行了,要三本干嘛,读得了那么多吗?”不由分说拿下两本放回书架。
女孩显然也很惊讶,但终于顺从,抱着书离开,走之前,她轻轻说:“我先走了,大家再见。”
大冰没有抬头,只闷闷地从棒球帽底下传出一句:“来生再见!”

后来,江山也来了。关于江山,我不知道他详细的故事,只知道他兜兜转转,最后在丽江的一个小角落里栖下身来,开了个叫“角落”的小菜馆。那个菜馆的白墙上,写着这样一段话:
我没多大出息,顶多有点不可能被和谐的理想主义,我想开一辈子的角落小店,想在老掉牙后,看老掉牙的你们蹒跚而至,安坐一隅,点几个小菜,叫一壶酒,将过往的岁月煎炒烹炸,细嚼慢咽……
大冰说:“唱首歌吧!”
“要不唱个《海阔天空》,大家一起来吧!”
老三用吉他帮他们伴奏。
“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……”唱着唱着,有些关于青春、自由和梦想的东西开始涌动,越来越让人无法按捺。大冰从位置上起来了,站到凳子上,挥着手,张开嗓子慷慨淋漓地唱,江山也站了起来,大家都扬起声音,挥着手,小小的酒吧成了歌声的漩涡:

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
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
背弃了理想
谁人都可以
哪怕有一天只你共我
仍然自由自我
永远高唱我歌,走遍千里
……

在这个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里,我们被歌声粘合,慢慢变成一个整体。我们原本都是孤独的个体,满腹的务虚,浑身的格格不入,在各自的路途上艰难地走着,走着,直到今天,才组成一个小小的独唱团,彼此慰藉,互相见证。总有一天,时间会缓慢地修改许多内容,但我知道,只要“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”的歌声再次响起,不论我身处何方,这个泪水涔涔的夜晚必会穿越万水千山和时间的重重迷障前来,让我重新湿润。

歌声仍然在继续。大冰把外套的一个袖子脱下来,露着一个光膀子,挥舞着,其他人也犯了臆症似的忘情。我看着大家酣然的样子,忽然觉得这里就是一个精神病院,而我们,都是天马行空的病人。

那天晚上,我们从酒吧出来,丽江已经夜深了,许多店铺打了烊,喧嚣隐去了,黄迷迷的灯光下,古城变成了睡眼惺松的孩子,又无辜,又柔软,又尊贵。几个背包客坐在路边打开他们的帐蓬。一个同伴说:“都是怪人,都是些怪人!”

我想想,是啊,的确是怪人,可是,这都是些多么可爱可敬的怪人啊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,我们才有了顶极的诗歌、音乐、电影、绘画,才有美,才有可供传承的智慧,有正在栖身的文明,有河流的第三条岸,也有了生之乐趣。

就如同我对小泽说的,“如果所有人都太正常了,生活又有什么意思。”

忽然又想到我自己,在他者眼中,我亦是一个“怪人”,因为厌恶人际关系中的虚伪,害怕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带来的慢性毁灭,我放弃体制内的工作,挣脱一切出走,从2013年7月起,直至今日,风雨兼程地走在路上。这一路我遇见许多人,他们和我如此相似:相信梦想,反抗被设置的生活,一直前行,永无停歇。在这点意义上,我们都是散落天涯的孪生子。

在贵州,我遇见一个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行走中国的年轻人;在乌鲁木齐,我遇见一个从通过沙发旅行的方式到过十多个国家的沙发客;在内蒙,我遇见一个为了重理伊斯兰文明、藏传佛教文化而孤身走遍相关地域的记者;在大理,我还见过一个古怪的客栈老板,她是70后的作家,至今没有结婚,孤身一人东奔西走,去西藏,去阿富汗、巴基斯坦,来到大理,便不愿再走了,开了个客栈,取名远方。但客栈天天关着大门,没有招牌,没有指引,只在通往客栈的巷子的白墙上写着两句话。

一句是:“前方,就是远方。”
一句是:“远方,一无所有;远方,应有尽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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